毕业证的照片是见寸的（高等教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二十不惑》中出生平凡的姜小果，毕业离开校园

东北作家艾苓，

在黑龙江绥化学院任教近二十年。

从2017年开始，

她采访了上百个学生，

集结成新书《我教过的苦孩子》，

受到各大媒体的争相报道，

“他们的讲述平静、克制，毫不煽情，

但每个字都狠狠地砸在我的泪点上。”

绥化学院是一所地处偏远的二本院校，

超过30%的学生来自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家庭，

担负着改变全家人命运的使命。

出了校园才发现，

面对学历贬值、就业困难，

他们是最脆弱的一群人。

一条专访了艾苓，

聊了聊这群最难实现阶层跃迁的年轻人们，

横跨二十年的变化。

以下是她的讲述。

自述：艾苓

倪楚娇

我经常说，绥化学院是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

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在帮孩子选择院校的时候，可能都会略过绥化学院。

所以来绥化学院的学生，往往是没有选择的人：高考分数线刚刚能上二本，选择大城市的学校很有可能滑档，但家里的经济情况又支撑不了他们再复读，他们就只好来这里，好歹还是个二本院校。

在绥化学院，贫困生占到了超过30%的比例。在我教过的学生里，50%左右的学生需要靠助学贷款和打工完成学业。有人到毕业都没有拿到毕业证，因为学费没交齐。

艾苓坚持在各类出席的场合宣传母校

在社会上，他们又是隐形的。

大家关注的是寒门贵子，考入北大清华，一下子就成为大家瞩目的对象。毕业之后，名校就成了他求职的一个标签，他就很容易完成一个华丽的转身，实现鱼跃龙门。

但那些寒门贵子只是贫困生中极少数的人。更多的贫困生是集中在二本院校，特别是我们这类的边远省份的二本院校中。研究这个群体，神经末梢更有代表性。

我毕业于绥化学院的前身——绥化师范专科学校。2005年又回到这里任教，在这里度过了近20年。

我从2016年开始关注绥化学院的贫困学生。最早在我的QQ空间和微博上发布了一个调查问卷，后来调查逐渐扩大，请学校团委的老师帮我发放问卷，动员身边的同事帮我寻找贫困毕业生。

艾苓和她的学生

最后书里面一共呈现了56个学生的故事，按毕业时间划分成了2000年-2010年和2011年-2020年两个阶段。

为什么选择2000年作为走访的第一届学生，有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1999年大学扩招，2000年取消了工作分配制度。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教育内卷就开始于2000年。

这两个政策对绥化学院的贫困学生影响是最大的。

光是考入绥化学院，他们已经拼尽全力。但是进入社会之后，学历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家庭又无法给他们的未来提供帮助。那么高等教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这是我想研究和探讨的。

《中国合伙人中》90年代的大学课堂

绥化位于黑龙江的中部，距离哈尔滨大概100公里，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我经常想象我的学生来绥化报道的场景，没有高铁，只能坐绿皮火车，走下绿皮火车的铁台阶，拉着行李箱经过水泥天桥，走在凸凹不平的地面砖上，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每年开学的时候，都能看到一些新生心不甘情不愿的。他们觉得自己是高考的失意者，抱怨学校，抱怨环境，甚至到了学校就跟家长说想重读，这种心态会持续一段时间。1985年我入校的时候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新生入学后，我总会和他们说：我们学校的图书馆藏书有限，但你一辈子都读不完。学校给你提供的是成长的平台，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抱怨，而是抓紧时间成长，要不然又会被人家落下。

80年代绥化师范专科学校的校门，艾苓供图

绥化学院汇文楼，也是艾苓工作的地方

最近几年，绥化学院的定位是应用型大学。因为名气不够，所以我们更注重应用教育，希望学生们至少能靠技术找到对口的岗位。

毕业之后，大多数贫困生会选择找份稳定的工作，或者在离家近的地方考一个公务员。为了帮助这些学生，文学院专门开了一门“申论写作课”，我讲了好几年，教他们考公务员时该怎么答申论试题。

2014年之后，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第一批学生进来了。他们往往很早就接触互联网，敢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毕业后的目标都是去省会以上的大城市，互联网大厂，做新媒体运营。

他们需要的不是文学写作，也不是申论写作，需要的是文案写作，我给他们讲的是“新媒体文案写作”。

即便如此，有些贫困生从绥化学院出来，还是要从非常基层做起。有人卖过服装，有人卖过保险，参加婚礼的时候，我见到我的学生在做司仪助理。

艾苓的一位贫困学生，上学期间曾去做支教老师，培养出了七八位大学生

跟别人不一样，他们需要摸爬滚打一段时间，偶然抓住一个机遇，可能就闯出来了。

有一位2007届的计算机学院毕业生，他是家里的老七，上面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初中毕业后出去打工，修过铁路，当过工人，做过厨师。后来自学参加高考，上学的时候已经25岁了。

毕业之后他因为年纪大，找不到工作。最后他都放弃了，去了一家手机电池企业，打算当流水线工人。结果人事部一看他是学计算机的，正好电脑维修岗位空缺，就让他去了。他一开始也不会，遇到问题只能上网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最后成了公司的网络工程师。

绥化学院冬天的理综楼

除了学习，大多数贫困生的校园生活是很单调的。别人家的孩子有时间享受娱乐、参加社团，他们在消费上谨小慎微，业余时间考虑的都是怎么赚钱。

很多年前，我的确在绥化街头见过，在繁华的商店门口，这些孩子举着牌子求职。他们都不会发传单，因为发传单需要成本，做一个牌子成本更低。后来不一样，兼职渠道多了，可能就是在网上论坛发帖，微信群，QQ群，也有人专门做家教中介，帮找家教的人牵线。

只有两个女生在访谈的时候，谈到自己读大学期间的旅游经历，其中一个坐绿皮火车，住青年旅社，看不收门票的风景。和其他贫困生相比，她的内心明显强大很多。

她的目标是“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不能一直像蚂蚁，那太辛苦了，也不能一直做蝴蝶，她没有资本。

《二十不惑》描写了应届毕业生之间的“学历鄙视链”

我采访的学生，毕业最久的都有十几、二十年了。这么长的时间，足以让一个人有很大的跃升空间。但是可以肯定的说，没有人大富大贵。

比如一对小夫妻，都是2010届的毕业生。男生已经是副处级干部，女生在一家事业单位。两人已经买了两套房子，一套学区房自己住，还有一套给父母住，还买了车。

中产应该有一个特点是“从容”，是吧？但是女生从来不敢逛街，不敢旅游，不去美容院，他们买房买车的钱都是这样硬攒下来的，你能说他们是中产吗？

这个男生的父母在他小时候就先后去世，兄弟姐妹4个人一直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他是家里唯一一个上大学的。上大学期间，为了攒生活费和还助学贷款，他还要做家教、服务员，甚至收废品。

女生家里姐妹三个，她是老大，她爸爸修电器供她们三个上大学。

毕业的时候，男生考了离家较近城市的公务员。女生考研和事业单位考试都通过了，她想读研，但妹妹还在上大学，她不想给爸妈增加负担，就选择了去工作。因为穷，他们更明白需要自己奋斗，工作都特别拼。

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学会从容地生活。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出身贫寒的陈孝正

哪怕自己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他们还要考虑父母的养老问题，子女的教育问题，这就是他们不可避免的宿命。

这些贫困生大多不是独生子女。早些年扶贫助困还不那么普及的时候，家里只供得起一个孩子读书，他们上学都要先经过家庭的“筛选”，只有男孩子和成绩特别好的女孩子才有机会读书。

这些年扶贫助困确实解决了这些家庭的困难，至少女孩子不会被筛选出局。

一个广西的女孩子，她们家姐妹三个人，她是老大，在读大学，一个妹妹在读高中，另一个妹妹在读初中，三个人都在享受国家的助学金。如果没有助学金，她父母是不可能供得起三个人的。

当年，穷人家的教育投资就是押宝。

把家庭改变命运的机会，押在一个最聪明的孩子身上，他最有希望考大学，那好了，全家所有的资源都用在他身上。

我的爱人就是1980年代绥化学院的贫困生，典型的“凤凰男”。我们结婚几年之后，到处凑钱在县城买了一个最便宜的房子，看中它就是因为它有独立的厨房和两个卧室。

买房之后，我爱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父母和妹妹接过来住，他妹妹学技术、找工作都要我们帮忙。后来妹妹结婚搬了出去，六口之家变成五口之家，还经常有亲戚来家里住。这大概是贫困毕业生家庭生活的常态。

《致青春》中的招聘会现场

2010年之前毕业的同学，成长周期更长，你感觉他们的结尾基本上都是阳光明媚，至少是满怀希望的。到了2010年以后毕业的学生，你能看到更多的苦痛和挣扎。

求职，递上简历的时候，首先就要进行解释，绥化学院在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有一个2018年毕业的男孩子，财务管理专业的，面试一家上海的公司，总监翻了下他的简历，问他，你当初怎么不上一个正经点的学校？但她不知道的是，这个男孩为了上绥化学院，还复读了一年。复读费用是他爸爸在工地上扛钢管，从早晨四点干到夜里十一点攒下来的。

这种误解在后十年的学生身上更集中。大家看到的名校毕业生一届比一届多，一年比一年多。贫困毕业生没有人脉资源，没有名校光环，实现阶层跃迁的难度也在加大。

《后来的我们》中来自小城的见清买不起房

很多人的心态因此发生了变化。

有一个95后的女孩，上大学的时候雄心壮志，要当职业白领，月入过万，出人头地；工作没几年，就意识到自己注定平凡，能周末双休、不加班就已经很好了。混得好，就对父母好一点；混得不太好，就尽量不给父母添堵。

另一个同学认识得比较深刻。他说实现阶层的跨越，不是一代人的事儿。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我们这个阶层做到最好。

他2014年从绥化学院毕业，做了北漂，在教培机构工作。住过月租600元的地下室，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10点，每年出差200多天。虽然工作很努力，领导也重用他，但是工资的增幅赶不上房价，他越来越不可能买得起北京的房子。

直到2017年查出了糖尿病，他决定离开北京，放慢一点生活的节奏。

《奇迹·笨小孩》讲述了一群在深圳的打工人努力创业的故事

自由职业、自主创业，开始被他们接受了。

放在前十年，创业更多是无奈的选择，我没有什么办法了，才自谋职业。等到后十年，就成了一种主动的选择，从大学开始做准备，毕业后短暂打工是为了成长，将来我一定要自己创业，这个意识越来越明确。

毕业之后他们每年都会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2019年的目标是存款15万元，2020年是在呼和浩特买房和开始做副业；2021年是利用副业赚钱，每一个都实现了。

今年春节我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在北漂，一边工作，一边学插画和写作。2022年春节之后，因为疫情的缘故，男生放弃了留在上海B站工作的机会，两个人义无反顾回到了他们给自己买婚房的地方——呼和浩特，成了创业者，注册了自己的小公司。

《二十不惑》女主姜小果毕业离开校园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后十年毕业的学生里面，选择去北上广深的人，已经有一部分开始外流。

大城市让他们成长，但是在过程中受到的挤压，到了难以承受的时候，他们也主动选择离开。

我教过的一个女孩，当年读书的时候，她就觉得绥化挺好的，因为她来自黑龙江北部更偏远的县城。2013年毕业后，她去了深圳，她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只能做文员、文案、人力资源这类工作，一个月的收入刨除地铁和住宿，几乎不剩什么。深圳的房子和她是没有关系的，在深圳待下去，她看不到未来。

她姐姐和她说，哪怕不待在深圳，至少去哈尔滨，去省会城市。但她觉得反正要离开了，还不如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现在在绥化当辅导老师。

之前在深圳，她看到很多孕妇挤地铁，当了妈妈的同事每天中午赶回家给孩子喂奶，孩子生病就要请假，三十多岁头发就白了，她决定要当丁克。回到绥化之后，去年她就当了妈妈。

她和我说，之前的使命感压得她抬不起头，现在反而解脱了。

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原来的标题叫《重回绥化》。后来我爱人说不合适，一点悬念都没有，应该是《逃离深圳》。它是一个人的故事，也是一群人的缩影。

艾苓任教绥化学院后带出的第二届毕业生

我的书里面一共记录了56个学生，实际上我接触了超过200人。不仅包括贫困生，还有学生干部，特别是奖助学金的负责老师，从他们那里了解这群学生的生活。

这个群体最大的特点就是两个字：纠结。

既自尊又自卑，既希望别人了解他，又特别敏感。对别人来说不是问题的问题，到他那里就是大问题。别人无心说的一句话，到他那里就受伤了。

有一个男生跟我回忆，他有次和家境很好的同学一起逛超市，他印象中有钱人都是挥霍的，怕被对方看不起，他就买了100多块的零食。结果结账时，发现对方只花了50块钱，30多块买的是洗发水和沐浴露。同学问他为什么买这么多，他无言以对。

每年大一新生入学之后，都要先进行贫困生群体的认定，我作为班主任也参加过。那时的评选方式是“当众诉苦”，让学生走到讲台上，在全班面前讲述自己家庭的困难，同学和老师公开投票，根据票数确定人选和助学金的等级。

很多人在采访的过程中就和我说，他们特别排斥这种贫困生认定的方式。他们会用“家里有病人”、“遇到了天灾人祸”这样的字眼一笔带过，许多人讲着讲着就哭了。

有一个甘肃的女孩子和我说，她很反感这种评选方式。军训的时候，她和同学聊天，同学说现在的家庭，给孩子买iphone的钱还是有的。她听了就觉得，即便她把家里的事情摊开说，又有几个人能真正体会？

但是没办法，她妈妈在兰州做保洁，爸爸在内蒙古打工，供三个孩子读书。哪怕她拿个三等助学金，就可以帮爸妈省去很多烦恼，她只能硬着头皮上。

2016年之后，这种评选方式被教育部叫停了。后来的贫困生评定就更加保护个人隐私，尊重他们的感受。

秋日的绥化学院，有落叶的跑道

经过二十年，我采访的人大部分已经完成了和解，能够接受自己贫困生的身份，愿意跟我分享他们的经历。

一部分毕业生我没有教过，仅仅因为我是绥化学院老师，就受到了他们的热烈欢迎，和我敞开了聊自己的伤痛。有一位校友带着他的妻子去客车站接我，我们去黑龙江的江边，在雨中散步。你就感觉到没有隔阂，没有栅栏，一步就跨越进去了。

但也有人还没有走出来，已经约好时间见面，半夜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自己“太痛了”，暂时不能接受采访。我也非常理解。

应该说现在书里56个故事的主人公，他们是这个群体中更有勇气的人。

我想强调一点，“躺平”基本上不属于这个群体。你父母能让你啃老，你是可以躺平的，但他们只能选择奔跑。我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都特别惊讶，总以为某个阶段他们就要被生活压垮了，最后都挺过来了。

所有人都对母校充满了感恩。也许他们还在挣扎，但如果没有读书，他们可能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教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