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证被别人用了（我的高中班主任老师燕台石）

我的高中班主任老师

燕台石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一般都会遇到许多老师，有发蒙启蔽的幼儿园老师，有循循善诱的小学老师，有治学严谨的中学老师、有传道授业的大学老师，还有踏入社会后金针度人的领导和同事也称得上是工作上的老师，但对于我来说，高中时代的几位老师影响最大，特别是我的高中班主任老师和她的丈夫，是她和他们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老师，是几千年来人们最崇敬的职业，春秋时的《尚书》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把“师”的地位与天、地、君、亲并称，并写在同一牌位上供世人朝拜，可见“师”的地位之崇高，受人之尊敬。随着岁月的更替，虽然老师的称谓几经变化，但至今仍是现实生活中流传最广泛、使用频率最高的称谓，同时也被赋予许多雅称，如园丁、春蚕、蜡烛、孺子牛、春雨、人梯、人类灵魂工程师等等，被人们广为赞颂和称道。

但是，凡事总有例外，我的读书年代恰逢“文革”时期，老师成了孩子王、教书匠，是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第九位的“改造对象”，成为“臭老九”了。老师得不到尊重，受害的是那个时代的学生。我所在的乡村学校实行“教育革命”，学制被缩短，我们这批学生不分小学和初中从1年级读到7年级，1970年7月学校宣布我们七年级毕业了，愿意读高中的到附近的一所乡村中学继续学习，不想读书的回家当一名人民公社社员。全班仅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毕业生表示愿意继续读书，而且不知什么原因，这些自愿升入高中的同学又回家劳动了半年，学得有限的知识也因为长时间中断学习而被遗忘了不少，直到1971年1月才接到入学通知，进入距离老家不足5公里的这所乡村中学读书。

这所中学创建于1958年，从建校之初到1968年它仅是一所乡村初中，1969年改为高中，学制两年，我们是1971年1月入学，时为该校升格后的第二届高中学生。全校一、二、三级在校学生共400多人，专任教师不足20人。我们这一级一共三个班，我们班是二级三班，共有46名学生，主要来自学校附近三个公社所属村庄。尽管来自不同的村庄、不同的学校，但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使然，学生的基本素质其实是一样的，按说以我们当年根底未深的读书底子，读高中不过是石头上种庄稼——白费劲。

但就一个班级的学生而言，仅有必要的学习环境和优秀的科任老师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一位全面负责一个班学生的思想、学习、健康和生活等工作的优秀老师，是难以取得好的教学效果的。一个班的班主任，虽然称不上是一个什么职务，但却是一个班学生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教育者，也是一个班全体任课教师教学、教育工作的协调者，她的一言一行深刻影响着一个班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我的班主任老师，无疑是一位可遇不可求的优秀班主任老师。

我的班主任老师，上世纪50年代师范专科学校毕业，随后她与丈夫一起到我们县多所学校任教，那时的老师在全县范围内的所有学校实行循环教学。1971年我们入学时，她与丈夫（时任我们班的语文老师）从另一所中学一同调到我们这所中学任教，担任我们数学课的任课老师。

我的班主任老师那时不到40岁，中等身材，满面笑容，端庄娟秀，看起来特别有精神，做事严谨周密。记得刚入学时，我们班同学学习底子很差，而且参差不齐。她针对我们的具体情况，一入学就制定了周密的补课计划，几乎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对初中的主要课程全面“回锅”煮了一遍。她教育我们要利用好在校的学习时光，用心、用力读书，把小学和初中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她把课堂时间和课后时间精心安排，充分利用，几乎让每一分钟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帮助班级里学习基础较差的同学，她组织开展“互帮互学”活动，发动班里学习能力强、成绩优秀的同学与“后进”的同学结成“对子”，时时辅导督促，大家一起进步。

她讲课时总喜欢带着一块木制的三角板和一条木棍教鞭，板书行平字正，枯燥的数字、线条在她的笔下变成跳动的音符，教鞭就是她的指挥棒，她把每一堂课变成了学生心驰神往的精神美餐。她特别善于活跃班级气氛，一举一动充满磁性，始终吸引着学生的目光。记得我有一天因早起帮助父母下地劳动，到校上课打瞌睡，她讲着课时突然将一个粉笔头远远扔过来，瞬间击中我的脑袋，我条件反射“腾的”一下站起来，全班同学哈哈大笑，我弄了个大红脸，听课也来了精神。她简直就是武林神投手，许多同学都被她的粉笔头击中过，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她在课堂上总是要求同学们能够随堂及时提出问题，不论是谁她都会耐心地解答，而且她总是启发学生在学习中独立思考，善于和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有一次她上代数课，课后布置了一道作业，有一个同学用与她讲课时不一样的解题方法完成作业被判错，这位同学和她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她不仅接受了这位同学的做法，而且在全班表扬了这位同学。当然，她也有严厉的一面，尤其是对于一些学习态度不认真的同学，常常被她批得抬不起头来。

我的班主任老师不仅是数学任课老师，教会了我们数学知识，而重要的是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高中时代是一个人长身体、长知识乃至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刻，她为人师表，言传身教，用一颗大爱之心，在学生的心田播种春天、播种理想、播种力量。她犹如冬日里一束明亮的阳光，照耀着你，温暖着你，为你驱走严寒带来希望。

她总是像一位慈爱有加的母亲对待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我们，和蔼可亲、善解人意。学生们有了急事、难事，心中有了解不开的疙瘩，她都会及时雨般地出现在你身边。记得有一位同学感冒发烧，她亲自陪这位同学找校医看病拿药打针，忙碌到中午又领到自己家里专门做一碗面条让他吃下休息，这位学生至今想起这件事还是热泪盈眶。我们的同学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有些同学家庭条件特别差，中午自带的饭菜相当简单，经常是地瓜加咸菜、玉米饼子就咸鱼，她不时带同学到家里吃饭。有个男同学回忆，一次他被老师带到家里吃午饭，老师端上一盘馒头，他不知道这是老师全家五口人的午饭，由于饿的慌，一口气吃了半盘，把老师的午饭吃没了。当时住宿生的宿舍条件很差，几十位同学在地上“打地铺”。这种宿舍最大的问题是虱子、跳蚤传播贼快，她经常检查宿舍，组织同学们打扫卫生，尽量改善我们的宿舍条件。那时候住校生上晚自习，她还要帮我们生好煤炉子、点上汽灯，陪我们待在教室里，大部分时间是坐在讲台上，默默地读书、备课，而我们在她的影响下，也都敛心静气学习，往往是邻班同学一阵喧嚣，我们才知道晚睡时间到了。

她又极像是一位不辞劳苦的园丁对待幼弱的花木那样呵护着我们，每天用汗水和心血浇灌这片土地，不停施肥除草，让我们茁壮成长。在她那里，每个同学都有一块属于自已的天地，都有一方展示自我的舞台。她很善于发挥班委会、团支部的作用，她选拔培养的团支部书记和班长都特别认真负责，班级活动组织得有声有色，班上工作完全可以做到她在不在场一个样，各项工作生龙活虎，各项比赛龙腾虎跃。到毕业时，我们班共有13名优秀学生成为共青团员。我们班有艺术天赋的几位同学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在学校汇报演出中表现优异受到学校表扬；我们班有体育特长的同学在全校体育运动会上名列前茅多次获奖；我们班有两名同学在临近毕业时被选拔应征入伍，欢送时我们的班主任和同学们都流下恋恋不舍的眼泪。

她更像是一位晨兴夜寐的海岛灯塔守护人那样守候着我们，无论雾兴云涌还是暴风骤雨，一直都在引导你奔向光明的彼岸。最为重要的是，她让每个学生对未来充满了梦想，让每个学生都自觉投入学习中。她曾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如果有机会考大学一定离不了扎实的学习基础，就是将来当个工人、农民，也是离不开知识的，知识是每个人的人生根基，一定要打牢呀！入学开始时，我和许多周边村庄的同学都是骑车或步行走读，后来大家感觉浪费时间，请班主任老师协调学校批准到学校寄宿，以便充分利用在校的宝贵时间抓紧学习。即便如此，我们许多同学尤觉不满足，学习积极性空前高涨，经常去借了大量课外读物学习。我的零花钱几乎全部用来买书，书包总是鼓鼓的、沉甸甸的。她发现以后，将我推荐到学校，作为学习典型在全校推广学习。我们班级的期末平均成绩，总是在级部遥遥领先，赢得学校一片赞誉。

我的班主任就像她自己说得那样，也是一个普通人，她有自己的家庭生活，既要做好班级工作这一头，还要照顾好家里人，真的很不容易。这一点我们是有了家庭以后才体会到的。她和丈夫都在教学第一线，家里三个孩子，一儿两女，那时也都是上小学和中学的年纪。那时她们的家就在校园里两间简易砖石平房中，既是卧室又是厨房，一家五口，挤的满满当当，几乎转不过身来。就是这样的条件，也从来没有影响她的教学，我们从未见她因为家庭生活而迟到过一次，她总是满面春风在上课铃声响时出现在同学们面前。我们那时根本体会不到一个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的女性是多么辛苦，只看到她与丈夫教学成果累累，家庭教育也非常成功，三个孩子都学业有成。其中她的大儿子也是这所中学的学生，比我晚三级，1976年高中毕业，1977年、1978年与我同时复习参加高考，于1978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现为北京一家软件公司的董事长。

在班主任老师的组织带领下，我们对知识的渴求就像婴儿般贪婪地吸允着知识的乳汁，各门功课在老师的精心教诲下，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在紧张愉快的学习生活中，不知不觉两度春夏秋冬。我和我的同学心无旁骛、孜孜以求，圆满完成了高中学业，以致当我们同学毕业合影留念离开学校时，我的感觉竟不是毕业了，而是放学了。后来与我的几位同学谈起毕业时的心情，想不到他们与我有同样的感受。说到底，

就是同学们在中学读书时在各位老师的教导下，特别是在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的呵护下，读书都没有读够，相处十分怡悦和幸福啊！

世界那么大，相遇是一种缘分。一般来说，一个人与老师的缘分往往局限于在校期间，而我与班主任老师的缘分并未因毕业而终止。我们的高中毕业证写的是1973年1

月毕业，但实际上我们1972年底就离校了。记得离校时，她情意深长地对我说，“你呀，是颗读书的种子，不论毕业后干什么，一定不要荒废学习，我相信大学早晚有一天还是要招生的，有机会还是要考大学呀！”其实，那时的大学已经停止考试招生多年了，只接受社会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城镇户口的高中毕业生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农村户口的只有回乡务农“自己教育自己”。我家在农村，毕业后只有参加生产队劳动一条路可走。

我毕业回到农村老家，先是在农村担任生产小队的记工员、生产大队的宣传员，后来被村里推荐为“联中”的民办教师、再后来调往公社报道组，我牢记班主任老师的教诲，始终没有放弃读书的爱好，我自费订阅了报刊，几乎将村里可以借到的书都借来读过。记得我常常将借来的大学课本揣在怀里带到山上，利用劳动休息时间偷偷自学。读书，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我坚持读书和写作并举，在报刊、广播站发表了大量新闻稿和文章，成为当地稍有名气的人物。

人生颇富机会与变化，许多事情出乎个人意料。我万万没有想到，在我高中毕业5年之后，大学的大门突然打开，班主任老师的预言竟然成真，让我的感觉她就是神一般的存在。1977年10月21号，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的班主任和她的丈夫等几位老师，不知从哪里搞到一些颇为珍贵的油印复习资料，找人陆续捎给我。1977年12月9日—10日，我走进就设在我母校的高考考场，监考人员其中的一人就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她给了我一个会心的微笑，让我心中充满了温暖和力量。我被通知过了分数线并参加了体检，但却没能接到录取通知书。问题出在填写志愿上，我的爱好是文科，第一志愿就填写据说文科最棒的北京大学，而且填上不服从调剂，结果只能稀里糊涂名落孙山了。

1977年高考意外落选，我的班主任老师和他的丈夫一再鼓励我，又给我搜集了许多复习资料，督促我参加半年后1978年7月20—22日的高校招生考试，这也是给“老三届”等大龄考生的最后一次机会。这次我终于如愿以偿，我的录取通知书是我的班主任丈夫、我尊敬的语文老师骑自行车从15公里外的县教育局取回送到我家的。我的班主任和母校的老师帮我圆了大学梦，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

我的班主任老师从我读高中到参加高考，对我的关心和支持确是体现了“师如父母”的美德，但并非仅仅是对我一个学生的厚爱，也并非只是我一个学生的感受。我们这届学生毕业后，我的班主任在这所中学又送走几届毕业班，随后转岗到多所中学任教，凡是她教过的学生，接触过的人，无不钦佩她的才华、能力和为人。自恢复高考以来，她送过数以千计的高中毕业生，数以百计考上大学，她的学生高考数学考卷成绩竟然有的答满分，今天活跃在科研机构、党政机关、教学岗位、工厂和农村的优秀人才比比皆是。1984年她荣获山东省优秀教师荣誉称号。2016年获得教育部颁发的从事乡村教育工作30年荣誉证书。更让人敬佩的是，她还积极为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建言献策，她1982年任区政协委员，1987年任市政协委员，1988年任市政协常委直至换届，为教育工作提出许多建议和提案。她作为中学教师拥有正高级教师职称，从教一生桃李满天下；她作为干部相当是正处级领导，可以直接参政议政；她的人生可谓平凡而杰出，普通而珍贵，寻常而精彩。

世界上有一种爱平凡而伟大，有一种情超越了亲情、友情，那就是老师的无私关怀之爱、谆谆教诲之情。天涯海角有尽处，只有师恩无穷期。2022年是我们高中毕业50周年，我与几位同学在这年7月班主任老师90周岁诞辰之际向她敬献花篮，花篮条幅写道：朝耕暮耘，育桃李三千遍天下；福海寿山，度春秋九十铸辉煌。横批：恩深义重。今天，我受我们班几位同学的委托写成这篇文章，期望留下永远美好的回忆。但我的班主任老师不想张扬其事，不想打破平静的晚年生活，故此将学校和她的名字以及诸多的相关人名隐去，借“我的老师”征文之际刊发此文表达心怀，并以这所乡村学校二级三班全体同学的名义，祝愿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和所有老师安康吉祥、快乐幸福！祝愿师生情谊天长地久、永生永世！

壹点号燕台石